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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灣經濟出現了什麼問題?
台灣經濟出現了什麼問題?
看看1931年美國經濟歷史怎麼說

 
如經濟學者李爾森等人在1931 年初就提出這樣的見解。尤其可貴的是,在他對生
產性週期被動的分析中,他強調,正是由於國家和整個企業界長期忽視勞工利益,
長期壓制勞工工資的提高,才使得構成社會絕大多數的勞工階層的可自由支配的
收入不足。勞工收入增長的緩慢與經濟日益增長的發展完全不符,勞工沒有分享
經濟發展的帶來的好處,無力提供支援經濟持續發展的有效社會需求。因此,在
生產供給不斷增加的情況下, 由於社會購買力的低下,有效的生產不能轉化為有
敢的需求,生產的週期性波動也就不可避免了。

1931 年,在他為《觀察圖解》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由於企業界人士
的觀點支配了整個美國社會生活,因而,人們總是習慣於從生產的角度分析大蕭條
的原因。他認為,這種分析完全是本末倒置。在他看來,生產的恢復和大量失業問
題的解決取決於社會購買力和消費需求的有效提高。不過,在當時美國胡佛政府所
奉行的政策下,要恢復社會購買力,擴大消費者需求難以實現。因為胡佛政府的所
作所為只是竭力維持當時美國的國民收入不低於所謂的繁榮的20年代。而在李爾森
看來,不是國民收入的「季節性和週期性波動」導致了消費需求的下降,造成了企
業生產的損失和引起大量的失業,而是國民收入中資本所得和勞動所得的分配不公
所致。因而, 政府責任的關鍵在於提高其對國民收入的分配能力,增加國民收入中
工資總額的比例,從而增加社會購買力,擴大社會的有效需求。

李爾森強調, 由於國家的公共政策和公司的政策已經使資本所得獲益太多,使他們
避免了經濟危機中的過多損失,因而公共政策的創新應致力於保護和提高工資勞動
者的所得,使工資勞動者也能同資本一樣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他認為,過去政府
為投資管理階層所做的一切也可以為工資勞動者做到。如果工資所得如同其它社會收
入一樣得到穩定提高,消費購買力就會均衡有序地流向絕大多數消費者,從而減少直
至最終消滅企業生產的披動。總之,李爾森文章的根本觀傳統的觀點是,凱恩斯的理
論是羅斯福的理論基礎。不過學術證明,這不過是, 工資勞動者收入的穩定和提高,
不僅有助於勞工緩解在經濟危機中的困境,而且也會在總體上使經濟的運行免於週期
性波動的損害。
 
無獨有偶。與李爾森持相同觀點的人也不乏其人。紐約州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就認同
這樣的觀點。他說:由於美國的企業體系變得越來越複雜,因而根本不可能對企業的
各種經營活動加以協調。同資本所得相比較而言,勞動所得更是沒有得到較好的管理,
因而,反復出現的消費需求的不足才導致了週期性的大蕭條,造成了普遍的勞工失業。」

他們二人的分析建立在如下的資料基礎上。在新舊世紀之交,美國勞工獲得的工資
占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總價值的17.5%.1929 年為16 • 5 % . 20 年代中期, 工業的產
量增加了50% 左右, 可是工人的工資按實際收入計算,增加還不到30%左右。
700 多萬個住在城市的家庭每年收入不到1500 美元;;1500 萬個家庭收入不
到2500 美元。

1929年,國家財富的3/5 由2%的人所擁有。家庭收入超過5000 美元的人獲得了國
民收入的42%。503個收入最多的人所獲得的總數等於615000個汽車工人一年的工
資。公司財富的半數以上握在二百家公司手中;據估計, 36000個高收入家庭的進款
總和大致等於1100萬個低收入家庭的進款總和。

大蕭條爆發後,失業的人數日益增多,銀行危機日益尖銳。亂世之下,種種救世的
計畫橫空出世。不過,它們都指出了資本家等強勢集團在國民財富中獲取太多,
工資勞動者等弱勢群體所得甚少不足養家糊口這一事實。這表明了輿論要求提高勞
動者工資待遇,減少投資者等資本所有人在利潤中所占部分,以恢復和推動消費市
場的繁榮,促使整個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如被士頓商人兼慈善家愛德華法林在
1933 年1月建議整個工商界立即采用每週34 小時的工作制而不減少每週工資。把
工人完全當作消費者看,根據單位生產成本來確定最低工資。聖路易的商人蘭伯特
提出利得稅計畫。 
 
勞聯更是在它的公開宜言中強調:「除非工人的真正工資,他們工資的購買力提高
的速度與人類生產能力提高的速度成比例,同時,工人每天工作的時間得到持續減
少,否則,社會動亂、工業生產不穩定、社會不公正將會越來越多。」

1934 年,布魯金斯學會發表了研究報告《美國的消費能力) ,報告表明,當時美國
63.1 萬個最富有的家庭的總收入,比處於貧困的底層的1600 萬個家庭的收入總額
還要多得多。布魯金斯學會經濟學家的結論是,就購買力而論,這1600 萬個家庭的
收入已經到了連「基本生活必需品」也買不起的程度。

解決勞工收入過低問題已成為迫在眉睫的經濟上的重要政策。

羅斯福總統在簽署全國工業復興法時,就強調指出,復興要求把更大一部分利潤給
予工人, 《工業復興法》的相關規定已經注意到這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
在法案起草中,瓦格納十分重視工會在穩定和增加工人工資方面的功能,他強調「從
廣泛的角度考慮,工會的功能在於在一個較高的水準上維持社會購買力,以消費企
業競爭生產的商品。企業競爭和國家的工會都是供給和需求這把剪子的必不可少的雙
刃。」

購買力理論在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深入人心。根美國經濟學家羅斯巴德的研究,由於企
業收入的大部分都流向了雇員,而少部分變成利潤。1932- 1933 年,企業利潤所得
幾乎為負。另一位經濟學萊文森教授也注意到工會在維持其會員較高工資率方面突出
的作用,而非工會工會卻沒有那麼幸運。1929-1932 年,在調查中選定的一些工會
工人,其工資率下降了6% -12% .而非工會工人的工資率卻下降了14%-36% 。

由於李爾森和瓦格納都把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歸結為社會購買力的低下和有效需求的
不足,因此他們二人都致力於尋求建立起一種制度機制,對企業生產加以協調,防止
在總國民收入分配上的比例的過分失調。在靜及勞工工資收入的問題上,他們二人都
認為,最有效的措施莫過於在公共政策上有所創新,鼓勵雇主和獨立工會通過集體談
判的方式解決勞工收入在國民收入中過低的問題。

但在所謂的繁榮的20年代中,集體談判沒有取得什麼成功。雇主們在勞資關係中採取
敵視工會的政策,他們對工會實施高壓控制,反對工會一切控制公司經營活動的努力。
即使那些較為開明的雇主,他們也只是在有限的範圍內,在很低的層次上對勞資關係
的改善略有改進,讓工會組織分享一些有關生產管理的微不足道的權力。但在30 年代
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不斷惡化的勞資關係再一次敲響社會危機總爆發的警鐘,這使
得集體談判等方式作為解決尖銳勞資關係的一種可行的法律手段再次被提上美國政府
的議事日程表。